錢江潮涌。潮新聞記者 董旭明 攝

　　從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了6個年頭。這期間，正是浙江承前啟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刻。尤其是習近平同志親自部署推動的“八八戰略”重大決策，擘畫了新世紀浙江改革路線圖，在加強制度創新、推進產業轉型、優化發展環境、加強社會治理等方面，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浙江元素、浙江經驗、浙江樣本。

　　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讓我們重新回望這段歷史，體悟蘊含于其中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直面問題、迎難而上的勇氣，著眼全局、面向未來的遠見，以人為本、為民造福的初心。

　　發展出題目 改革做文章

“八八戰略”研究成果。潮新聞記者 董旭明 攝

　　習近平同志為什么會提出“八八戰略”?

　　回望那段歷史，浙江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因為當時，“浙江改革到了又一關鍵時刻”。

　　2002年10月12日，在全省領導干部會議上，履新浙江的習近平同志鄭重承諾：跑好“接力賽”中自己的“這一棒”。

　　當時的浙江，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先行探索，經濟總量已連續多年位居全國前四強，城鄉居民收入名列全國各省區第一。

　　當時，國際國內的發展環境，也在出現新的變化。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融入全球經濟。這既為浙江發展創造了新機遇，也提出了新挑戰。高歌猛進之中，浙江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不協調、和行政管理體系與能力不匹配、和自然環境不和諧等方方面面的矛盾越來越凸顯。

　　關鍵時刻，習近平同志馬不停蹄地下基層、訪農家、上海島、進企業，希望通過深入一線調查研究，能更加全面系統地了解浙江、把握未來。

　　電力短缺問題，是調研中被頻頻提及的一個重點。

　　2003年夏天，浙江人的日子過得確實有些“難”：工業企業“停三開四”“停四開三”，外貿訂單大面積違約;生活用電一停半天，群眾意見突出……

　　就在離省政府大院不遠的西湖景區，為了省電，湖邊的路燈和景觀燈隔一個開一個。

　　有記者就此問過：“在停電的時候，習書記在想什么?”

　　“痛定思痛吧，人總是要長一些教訓，才能增加一分動力，我們的資源能源不是取之不竭的。”

　　“習書記把當時的經濟發展局勢看得非常透徹、全面。他認為，過去那種缺地了批地、缺煤了找煤、缺電了發電的做法，只是解決表面一時的矛盾，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曾任紹興市委書記的王永昌說。

　　2003年5月26日，在全省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匯報會上，習近平同志對新時期浙江的改革問題進行了系統全面的闡釋，并發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員令：“我們要繼續發揚敢闖、敢冒、敢干的創新精神，堅決沖破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堅決改變一切束縛發展的做法和規定，堅決革除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

　　深謀遠慮之下，浙江迎來了深化改革的關鍵時刻。

　　2003年7月10日，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上，習近平同志正式提出發揮“八個方面優勢”、推進“八個方面舉措”的重大決策部署。其中，第一條就是要深化改革。

　　“‘八八戰略’是習書記對推進浙江長遠發展的系統謀劃和戰略布局。”曾任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郭占恒說，之后幾年，隨著一個個戰略的落地和取得實效，大家越來越深切地領會到，習書記的戰略，把浙江發展的過去、現在、未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等，有機地聯系起來，防止工作單打一，防止顧此失彼，防止“單向度”的發展。

　　改革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

杭州翠苑一區小區里的九曲池。潮新聞記者 魏志陽 攝

　　21世紀初的浙江，各級政府都有要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理念，可究竟怎樣把實事辦準、辦實、辦長遠，沒有標準。

　　“看著政府投了不少錢，怎么自己沒感受到多少實惠?”這是一些群眾的意見。

　　“明明自己一腔熱情，一年忙到頭，讓大家說句好怎么就這么難?”這是一些干部的不解。

　　2003年4月12日，習近平同志來到杭州市西湖區翠苑一區調研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試點工作。這一天，他對社區干部提的第一個要求，是把小區里沒有雨污分離的小池塘整治好。

　　一個多月后，習近平同志又一次來到翠苑一區座談。會議最后，他問：第一次來看到的門口那個池塘整改了沒有?

　　這樣的“小事”，在習近平同志心中一點不小。

　　在翠苑一區的這次座談會上，他提出，把人民群眾的呼聲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民有所呼、我有所為，為居民群眾辦實事，解決反映強烈的一些事情。

　　2004年初，省委公布年度重點調研課題，習近平同志領銜的，正是《建立健全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同年10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全國率先出臺《關于建立健全為民辦實事長效機制的若干意見》。在習近平同志的要求下，從第二年起，在充分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政府每年突出辦10件實事并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有專家指出，這一民生領域改革的最重要價值在于，把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具體地體現于民生領域，使黨和政府最基礎、最重要也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看重的工作通過長效機制落到了實處。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應。多年來，浙江在事關群眾切身利益領域全面深化改革：率全國之先免征農業稅;率先建立覆蓋城鄉的企業職工養老和醫療保險、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農村五保和城鎮“三無”人員集中供養五大社會保障制度;率先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義務教育;率先開展“四張清單一張網”、“最多跑一次”改革、數字化改革、政務服務增值化改革……

　　改革為了人民，改革同樣也要依靠人民。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指出：“群眾的實踐是最豐富最生動的實踐，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智慧和力量。”

　　2005年3月，一個調研組悄悄來到浙江中部一個叫后陳的村莊。

　　調研組規模不大，來頭卻不小：組長是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委派他們來的，正是習近平同志。

　　此行為何?

　　時間回到2003年。地處武義縣白洋街道新建工業園區，后陳和邊上不少村莊一道，拿到了上千萬元土地征用款。但村務不公開，財務管理混亂，干群關系緊張，涉及村干部貪腐的問題很多，先后兩任村支書受到黨紀處理。

　　當年11月，時任街道工辦副主任胡文法被選派到村里任支書。他參照企業監事會，組建了一個由村民組成的財務村務監督小組，審查財務賬目，并每月公開。這一做法，村民歡迎，縣里也很重視，指導成立后陳村村務監督委員會，擬定了幾個制度。

　　2005年6月17日，村監會成立一周年之際，習近平同志來到后陳調研。

　　“我覺得這是農村基層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確的。”

　　在習近平同志的關心和多次重要指示推動下，“后陳經驗”不斷提升，被推廣至全省、全國。2010年，村務監督委員會被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之后，全國60余萬個村莊紛紛建立監委會;2019年，又被寫進《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

　　用好“兩只手”

義烏國際商貿城全景。義烏市委宣傳部供圖

　　義烏，改革中升起的一面旗幟，也是習近平同志重要的改革實踐樣本，他曾10多次到訪。

　　2006年6月的一天，義烏城西街道橫塘村的會議室里，剛剛完成調研的習近平同志，在這里指出了“兩只手”的辯證關系——必須把發揮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與發揮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

　　“兩只手”如何結合?習近平同志已有深入的思考——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起作用的只有政府這一只手，所以在改革初期重點是突出市場這只手。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要切實轉換政府這只手的職能，把政府職能切實轉換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發揮好、規范好、協調好這“兩只手”的關系。

　　2006年初的中國人民銀行義烏市支行內，總是擠滿兌付貨款的外國面孔。彼時的中國外匯管制嚴格，義烏只是縣級市，非居民外匯使用必須從銀行過賬，做一次生意，就得跑一回銀行。從外匯管理到外資企業登記，處處掣肘。類似這樣的麻煩事，在義烏這個大市場、小縣城還有不少。

　　“桌子底下放風箏。”對此，專家一語道破其中尷尬。

　　在習近平同志親自推動下，義烏實行史無前例的擴權——金華市以延伸機構、委托或交辦方式將131項經濟社會管理權限下放給義烏。義烏一時被外界稱為“中國權力最大的縣級政府”。

　　此后的義烏又多次以系統集成改革破解制約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體制性障礙，引導市場主體放手干、大膽試、積極闖。

　　“市場的這只手壯大了，政府也可以轉換出更多的職能，把該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該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給市場去管。”為了把“兩只手”理論落到實處，習近平同志提出了打造服務型政府。

　　2004年2月2日，省委召開新春第一會：全省加強機關效能建設大會，旨在解決機關效能突出問題，使各級機關和廣大機關干部在履行職責和改革創新上有新的突破，在服務質量和辦事效率上有新的改進，在人民群眾對機關工作的滿意度上有新的提高。

　　打造服務型政府的改革理念，浙江一直延續至今。

　　2003年，浙江開始第三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為全國審批項目最少的省份之一。2013年11月作為全國唯一試點，啟動以“權力清單”為基礎的“四張清單一張網”創造性改革舉措。此后“最多跑一次”“數字化改革”等工作次第推進，政府服務質效不斷提升。

　　當前，浙江正在大力開展政務服務增值化改革，讓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形成合力，為市場主體創造更便利、更優越的環境。

　　堅持問題導向

晨曦中風景秀麗的安吉余村。拍友 潘學康 攝

　　問題意識，貫穿習近平同志推進改革的始終。

　　在浙江工作期間，不管是考察還是調研，習近平同志都愛往農村跑，看完地方安排好的村，總還不滿足，一定要去邊上的村再走走。

　　一兩個月走下來，就發現了一個大問題：村與村之間、鄉與城之間的發展差距較大，農村生態環境也不盡如人意。

　　一次調研途中，習近平同志拉住同行的時任省農辦副主任顧益康。

　　“能不能搞清楚浙江到底有多少個垃圾村?一屆干部任期能消滅多少個垃圾村?”

　　省農辦很快牽頭拿出一套方案，計劃花五年時間整治一萬個村。

　　可一萬個村，從何著手?

　　“習書記說，怎么整治、整治成什么樣，要有一批示范村。”20年前部署的細節，顧益康歷歷在目：以縣級為平臺、鄉鎮為主戰場、村一級為主陣地，每個縣搞10個示范村，100個縣就是千村示范，這個工程就叫“千村示范、萬村整治”。

　　2003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習近平同志親自出席全省“千萬工程”啟動會，親自部署從整治農村人居環境入手，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

　　之后的4年里，習近平同志都親自到縣里去開現場會，帶著大家起草報告，再一條條細化內容，每一項重大的計劃和安排都親自過目，一看公共財政拿的錢夠不夠，二看工作的力度大不大，三看老百姓的口碑好不好。

　　此后，浙江歷屆省委、省政府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繪就了一幅如詩如畫的浙江城鄉一體化發展圖景。

　　在環境問題的背后，習近平同志還關注到干部發展觀、政績觀的問題。

　　2003年9月15日，習近平同志到淳安調研。

　　那時的淳安，雖坐擁一湖碧水，卻是浙江的欠發達縣。2002年，全縣財政收入只有3億多元。

　　當時，淳安縣老百姓對加快發展的愿望強烈，干部們也出現急躁情緒。當時有個說法，經濟發展要靠項目帶動，不管什么項目，先引進再說。

　　聽完縣領導的工作匯報，習近平同志鄭重地說：“發展是第一要務，但只重視經濟發展，不重視生態建設的領導不是好領導，淳安必須走保護先行之路。”

　　此后，習近平同志接連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文章，詳細闡釋了“要看GDP，但不能唯GDP”“GDP快速增長是政績，生態保護和建設也是政績”“我們既要GDP，又要綠色GDP”等觀點。

　　但究竟何為“綠色GDP”?具體到工作中如何考核?這些問題牽動著廣大干部的神經，也呼喚考核機制的改革。

　　“我們提出用20年左右的時間建設生態省的目標和規劃，而領導干部一屆任期只有五年，很容易產生生態省建設是遙遙無期、與我任期毫不相關的思想，而息息相關的只有GDP和財政收入。”在2004年6月28日舉行的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上，習近平同志要求，對領導干部“綠色GDP”的考評指標必須量化、細化到年度，必須環環相扣。

　　在習近平同志的重視和推動下，浙江很快在全國率先啟動“綠色GDP”考核體系的設計。

　　“綠色GDP”，首先要求整個指標體系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等全面情況;其次，在指標設置上，既要反映經濟增長，又要反映經濟發展的能耗、質量和結構等情況。

　　2004年，浙江在統計體系中，引入萬元產值主要原材料消耗、萬元產值能源消耗、萬元產值水資源消耗、萬元產值“三廢”排放總量等四大新指標。同時，劃定限制開發區域和生態功能區，牢牢守住生態紅線。

　　隨著生態環境質量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占比重越來越高，浙江通過“騰籠換鳥、鳳凰涅槃”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將生態價值釋放到農業、文旅、商貿、科創等關聯產業。2020年，浙江發布全國首部省級GEP核算標準《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技術規范 陸域生態系統》，出臺《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實施意見》《浙江省生態環境保護條例》，為“兩山”轉化提供了標準支持、制度支撐、法律保障。

　　以開放促改革

一列滿載貨物的“義新歐”中歐班列發車。拍友 胡肖飛 攝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作為沿海開放省份，浙江亦迎來巨大的時代機遇。

　　2004年3月，全省對外開放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同志強調，“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不改革開放，就不能實現經濟社會更快更好地發展，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要“以擴大開放推動改革深化，以大開放促進大發展”。

　　會后一個月，《關于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若干意見》出臺，提出要實現從“外貿大省”向“開放大省”的跨越。

　　一系列服務開放發展的體制機制改革“組合拳”同步推出，浙江在全國率先進行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建立“走出去”的專項扶持基金、擴大企業出口信用保險，加強海關、檢驗檢疫等機構建設提高通關效率……

　　建設開放大省，不僅是對外開放，更有對內開放。“八八戰略”第二條即強調：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區位優勢，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合作與交流，不斷提高對內對外開放水平。

　　2003年3月21日，杭州寶石山麓的省政府大院駛出一列車隊，這支60多人組成的浙江省黨政代表團，對上海、江蘇展開學習考察。

　　出行6天，大家共同的感受，都是“震撼”。上海浦東新區，面向全球吸引資本、人才、技術;江蘇昆山等地，依靠引進外資，發展出了強勁的外向型經濟……

　　3月27日，回到杭州后的習近平同志，頭一件事就是主持召開省委工作會議。他說，主動接軌上海，積極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合作與交流，就是接軌機遇，接軌發展，接軌國際化和現代化。

　　在《之江新語》專欄題為《在更大的空間內實現更大發展》的短論中，習近平同志闡述了著名的“地瓜理論”：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為的是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但它的塊莖始終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擴張最終為的是塊莖能長得更加粗壯碩大。

　　跳出浙江，發展浙江。浙江為浙商走出去搭建平臺，并做好引導。

　　向東接軌上海、借“海”出海;向西參與中西部開發;向北參與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大鵬一日同風起”，大批浙商北上西進，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內實現更大發展，浙江開放發展呈現“東西雙向開放”的嶄新格局。

　　20年來，“地瓜理論”孕育出“地瓜經濟”。浙江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了雙向對流機制，并在全球更大范圍內獲得了資源要素的配置能力、提升產業鏈控制水平、建立起現代化產業體系。如今，浙江的開放型經濟更具韌性、活力和競爭力。

　　“浙江要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上續寫新篇……以服務全國、放眼全球的視野來謀劃改革，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去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浙江時的殷殷囑托，為浙江進一步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指明了方向。

　　看準了就堅定不移抓

2003年，俞旭平作為科技特派員，入駐淳安縣楓樹嶺鎮下姜村，幫助村民種植中藥材致富。俞旭平本人供圖

　　2003年4月24日，夜已深。浙江省中藥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俞旭平突然接到去淳安擔任科技特派員的通知。

　　“首批100名科技特派員已經下派，為何還會新增?”

　　原來，24日白天，習近平同志在下姜調研，聽村民反映缺人才、缺資金、缺技術，當場拍板：“省里研究一下，給你們村派一個科技特派員來。”

　　就這樣，俞旭平成了浙江第101名科技特派員。他一頭扎進淳安縣下姜村，駐村一個月就和村民敲定發展黃梔子產業。

　　2005年3月22日，習近平同志再次來到下姜調研，點名要看黃梔子基地。此行不久后，科技特派員制度在浙江全面推行。俞旭平明白過來：“習書記親自倡導、親自部署、親自推動這項改革，這是到一線了解落實情況來了。”

　　抓落實需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習近平總書記形象地稱之為用“窮辦法”“土辦法”。

　　在浙江，他肯定、支持的“土辦法”，很多最后成了“好辦法”。

　　21世紀初的浙江，農村文化事業遠落后于城市，一些偏遠農村地區還無法收聽廣播電視節目。

　　“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著力點要放在公益性文化事業的發展上，放在基層特別是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上。”2005年6月1日，在宣傳文化系統調研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作出文化下鄉的重要決策。

　　浙江錢江浪花文化藝術有限公司(錢江浪花藝術團)應運而生。

　　剛誕生的“錢江浪花”一窮二白，在習近平同志關心下，全省各級文化單位湊了500萬元啟動資金。每年演出200場，政府每場補貼5000元。

　　有了資金，演員從哪來?時任藝術團負責人陸湘漢招募了第一名“員工”——一臺多功能流動舞臺表演車。省內各大文藝院團紛紛出人，當家臺柱子、梅花獎名角，個個都在車上亮過相。

　　就是用這樣的“土辦法”，2005年11月起，“錢江浪花”奔赴全省各地，免費為基層群眾送演出，很快成為浙江文化惠民品牌。它的出現，也打破了以一團一院為主體的傳統模式，在全國首創匯聚全省資源、群眾點單、上門演出的文藝演出新模式。

　　小小“浪花”卷起千堆雪。20年來，習近平同志強調的文化惠民的精神一直在延續，文化下鄉的方式如今更加豐富了：農村舞臺從流動大篷車換成了農村文化禮堂;“15分鐘公共文化服務圈”在全省建立，居民步行15分鐘就能到達基層公共文化設施，享受文化服務……

　　2023年9月考察浙江時，習近平總書記總結“八八戰略”的啟示時曾說：“之所以有成效，就是一張藍圖繪到底，一以貫之20年。朝令夕改，那任何好的舉措都是紙上談兵，都將付諸東流。”

　　一以貫之，一往無前。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新征程上，改革開放這艘巨輪，正沿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寬廣航道，破浪前行。(記者 何蘇鳴 施力維 金春華)

　　“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