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是一個卑鄙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制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楊繼繩
 

　　他是一名與眾不同的研究型記者：35年來除發表了數以千記的新聞作品外，還發表了數百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他以記者的敏銳撲捉問題，以學者的深度剖析問題的癥結;

　　他是一個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過毛澤東、周恩來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國新聞界挨批層次最高的記者，有兩屆中宣部長都曾經批評過他的文章。

　　他說，真相是威力強大的炸彈，它會將謊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燈塔，它會照亮前進的道路;真相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他說，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圣之間，沒有鴻溝、沒有高墻，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

　　他說，有權力就有責任，責任與權力是硬幣的兩面，連在一起，掌握權力而不負責，就是歷史的罪人。

　　他，就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也來自湖北。

楊繼繩：高級記者、教授
 

　　楊繼繩，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理工學科，入新華社工作前后35年，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曾任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經濟參考報理論部主任、新聞采訪中心主任、新聞調查部主任等職。

　　2015年12月，美國哈佛大學尼曼學會授予楊繼繩“萊昂斯新聞良知與正義獎” ，稱楊“是一個榜樣，值得那些希望記錄人類黑暗而艱難斗爭的人學習”。

　　隨后，因故未能出席頒獎禮，楊繼繩以文字的形式發表這篇答謝詞。
 

　　以下為答謝詞節選：
 

　　感謝評委會將2016年度的新聞良知與正義獎授給我。良知與正義這兩個詞的份量很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當作對我的激勵和鞭策。

　　我是很熱愛記者這個職業的。我在這個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據我的體驗和觀察，我是這樣評價記者這個職業的：

　　這是一個卑鄙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制造彌天大謊，欺騙億萬受眾;這是一個崇高的職業，這個職業可以針砭時弊、揭露黑暗、鞭撻邪惡、為民請命，擔起社會良心的重責。

　　這是一個平庸的職業，回避矛盾，不問是非，明哲保身，甘當權勢的喉舌;這是一個神圣的職業，胸懷天下，思慮千載，批評時政，監督政府，溝通社會，使媒體成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權力。

　　這是一個淺薄的職業，只要能夠寫出通順的記敘文，不需要多少學識，不需要卓越的見解，聽話順從，就能如魚得水;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職業，記者不是專業學者，他需要從整體上研究社會、把握社會，無論有多么淵博的學識、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復雜多變的社會面前，都會感到學力不足，力不從心。

　　這是一個舒適而安全的職業，出入于宮闕樓臺，行走于權力中樞，燈紅酒綠的招待會、歌舞升平的慶典，訪大官，見要人，春風得意，風光無限。

　　如果用文章與權勢投桃報李，今日的書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窮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這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職業，且不談穿梭于槍林彈雨中的戰地記者，就是在和平環境中，調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難萬險。一旦觸及到權勢集團的痛處，不測之禍從天而降。

　　是卑鄙還是崇高、是平庸還是神圣、是淺薄還是高深，在于從業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價值取向。真正的職業記者會選擇崇高、神圣、深刻、兇險，鄙視和遠離卑鄙、平庸、淺薄、舒適。

　　然而，在卑鄙與崇高、平庸與神圣之間，沒有鴻溝、沒有高墻，黑白之道，全憑自己把握。如果一腳踏進了黑道，就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自己寫的白紙黑字，是永遠抹不掉的證據。“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這條黑色定律在記者職場十分盛行。要不被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無所畏懼，勇于獻身。

　　這也是我對新聞良知與正義的理解。

　　要當一名堅持良知與正義的記者是有風險的。我在給新聞專業學生講課時傳授了一個避險秘訣：“一無所求，二無所懼，自立于天地之間。”無所求，就是不求升官、發財;無所懼，就是檢點自己的行為，不留“辮子”被人抓;不依附權貴、靠自己的人格和專業獨立于世。有了這三條，風險就小多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了很多堅持良知與正義的記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們報道真相，鞭撻邪惡，推動著中國社會前進。

　　昨日的新聞是今日的歷史。新聞和歷史的共同點就是信，即真實可信。信，是新聞和歷史的生命。

　　中國史家歷來重視史德：忠于史實，善惡必書，書必直言。以直書為己任，以曲筆為恥辱的史家，幾乎代有其人。為保持史家的節操，許多人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后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真相有強大的穿透力，它可以沖破行政權力構筑的銅墻鐵壁!

　　真相是威力強大的炸彈，它會將謊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燈塔，它會照亮前進的道路;真相是檢驗真理的試金石，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理。

　　記者，就是真相的記錄者、挖掘者和保衛者。

　　最后，讓我和大家一起，為記者職業祈愿：愿良知和正義的陽光照亮千萬個記者、作家的書桌!愿更多的作品喚醒人類的良知，讓正義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下文是《南風窗》高級記者郭宇寬對話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的摘錄?？吹靡姎v史的殘酷和現實的進步，以及現實的不足。
 

　　說真話，做真人

　　郭：這些年來你是怎么適應記者生涯的種種情況，并且有后來的成就啊?

　　楊：我把當記者的這三十幾年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時候比較年輕，以見報率為榮，發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緊跟形勢跑，拼命寫，發表了許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幫”后，我把這個時期的稿子盤點了一下，發現90%的都應該付之一炬。能留下來的稿子只有兩篇，一是1972年與馬杰合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另一篇是《天津勞動生產力調查》，這兩篇是根據老百姓的呼聲寫的。十年的教訓使我學會四個字：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我雖然早就認識，但真正理解它還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價。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后的十年。新聞事業出現了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個時期我寫的稿子雖然有一些仍算是應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確實是自己獨立思考的結果。雖然不能完全講真話，但可以不講假話。

　　第三個階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職稱評完了，到頂了，沒什么后顧之憂，連那些不真不假的應景之作也很少寫了。這十年我盡可能講真話，力爭讓自己的文字對得起歷史。真正實現了一個記者的最大的追求：說真話，求真理，做真人。

　　歷史曾讓記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價

　　郭：很多人都就這樣過來了，你為什么會是不一樣的一個?

　　楊：這個過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個否定自己的過程，特別是否定那些被別人看成是自己成績的東西。在我說的第一個十年，曾經有一年上過《人民日報》的12個頭條，姚文元講話，我們就跑到工廠里，找幾個工人談學習講話精神深受鼓舞的體會，回來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講話就更不要說了，這叫什么新聞記者呀?這段歷史我感覺特別慚愧。

　　當時記者不強調客觀，強調黨性，而黨性就是階級性，就是你的立場，如果你追求客觀就會被批評是站錯了立場，而新聞也被當工具來利用。我還有一個朋友他報道了焦裕祿，說焦裕祿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毛選”一本是劉少奇的“共產黨員修養”，后來劉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書是“毛選”，再后來劉少奇平反了，又成了兩本書。

　　那個時候當記者付出的人格代價太沉重了。

　　很少懷疑，不敢懷疑

　　郭：那個時代，是我們國家遭受災難的年代，你在當時做那些歌頌報道的時候，有沒有懷疑過?

　　楊：很少懷疑，或者說覺得有問題也不敢往深入懷疑，說起來你會覺得奇怪，我父親就是給“三年自然災害”餓死的，而我當年還歌頌大躍進呢。

　　我在后來一篇文章里寫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課余時間為學校團委辦“五四”青年節墻報，我兒時的朋友張志柏從灣里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沖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里的人把他抬回來的。”我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走到灣里，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凌亂的土坑。池塘干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干的。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與世長辭。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無法彌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

　　而我最慚愧的是當時我內心竟然沒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當時政府告訴我們的理由，那是蘇修逼債，自然災害，所以“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那個時代的人思維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熱血沸騰的樣子，但連父親都被餓死了居然也沒有太多的痛苦。

　　那個年代多少人死了，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還覺得自己在建設人間天堂，那個時代的人靈魂都是麻木的。

　　誰獨立思考誰就被淘汰

　　郭：但畢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為什么會這樣?

　　楊：一種原因是出于無知，那個時候的中國人確實對世界上在發生什么毫不了解，對自己的國家發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個年代的人確實非常單純，記得我在天津采訪工人家庭的時候，他們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輛自行車值錢，還怕被偷了，得掛在屋里墻上，就過這種生活，他們還覺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國工人階級幸福多了。

　　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人們根本不敢懷疑，我也是這樣。

　　誰獨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殘酷事實就在我眼前發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饑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里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并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大家不僅“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甚至“全體一致地嬉笑怒罵”。

　　真相被冷酷的系統“自律”掉了

　　郭：在那種年代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難道一點發揮自己能動性的機會都沒有么?

　　楊：很多時候要說真話非常難，首先我前面說了，當記者的往往自己就給真相嚇住了，不敢寫了，就算記者敢寫，組長害怕了也不行，組長上面還有采編主任，分社社長，總社編輯，國內部值班室，一層層的過濾，一層層的“顧全大局”，多少真相就被這個冷酷的系統“自律”掉了。

　　當然也不能說一點能動性都沒有，比如在1972年，我寫的《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系》一稿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文件轉發全國，并責令全軍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稱得上是為民了。當時是轟轟烈烈的，僅北京軍區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萬平方米。但是風頭過后，后來蓋的房子可能比退出來的還要多。當時我曾一度飄飄然，后來細想起來記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權者不能成為“真理中心”

　　郭：除了適應這種環境，還有沒有別的選擇?

　　楊：這種體制下只有三種人，一種是“適應的人”，不僅主動迎合，還可以創造發明，他們混得如魚得水;第二種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著你，消極怠工;第三種人是敢于抗爭，力圖改變的人，這樣的人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鳳毛麟角，但總得有人努力來做，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種?

　　楊：我說了這么多抱怨的話，其實我蠻幸運的。

　　作為新華社記者，多年以來，我是有某種特權的，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歷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以前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制造出來的，這些“新聞”怎么成為教育下一代的“歷史”，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毫不諱言，我曾經自覺不自覺地干過違背良心的事情，當我明白了這些，這種恥辱感就推動著我努力去做第三種人。

　　郭：你這樣也算一種大徹大悟吧?

　　楊：是呀，歷史給我們這個民族的教訓太深刻了，一個國家如果掌權者不僅是權力中心;同時又控制信息決定老百姓應該知道什么，成為信息中心;進而決定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成為“真理中心”，這個國家的命運就太危險了。新聞記者就是對歷史負責的人，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中國古代史學家強調“史德”，他們在修史時堅持善惡必書，書必直言，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體現。

　　今天的中國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進步，盛行一時的“事實為政治服務”的做法遭到了唾棄，“輿論一律”也被打破了。更應該有一些傳媒知識分子拿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懷，比我們這一代人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