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素面淡黃色琉璃茶碗、茶托　　法門寺博物館藏

　　唐五瓣葵口大內凹底秘色瓷盤　　法門寺博物館藏

　　雙鸞雙雀鏡　　扶風縣博物館藏

　　藍彩女立俑 　　昭陵博物館藏

　　唐鎏金羯摩三鈷杵紋銀閼伽瓶 法門寺博物館藏

　　張士貴墓貼金彩繪文官俑 昭陵博物館藏

　　張士貴墓貼金彩繪武官俑 昭陵博物館藏

　　琉璃舍利棺 扶風縣博物館藏

　　《文博視野》近日，“貞觀——李世民的盛世長歌”展覽在北京國家典籍博物館展出。作為北京地區首次大規模貞觀主題文物展，該展匯集了15家博物館的140組共249件重磅文物，再現了李世民的閃耀征途。微笑仕女圖、鎏金銀壺、尉遲敬德墓志、貼金彩繪釉陶文官俑、唐貞觀十六年鎏金菩薩造像、石刻胡旋舞墓門、白陶舞馬俑等一批珍貴的國家一級文物齊聚亮相，帶領觀眾穿越千年時空，展示大唐盛世輝煌，共同體會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開放包容、自強不息的內在精神，堪稱一場來自大唐的文化與美學盛宴。

　　展覽中，來自昭陵博物館、法門寺博物館、乾陵博物館、西安碑林博物館、扶風縣博物館等陜西博物館的諸多珍貴文物讓觀眾大飽眼福，其中不乏首次參加省外展覽的文物。本期，就讓我們一起來盤點都有哪些來自陜西的珍貴文物吧——

　　102件文物來自昭陵博物館

　　多件珍貴文物系首次外展

　　作為北京地區首次大規模貞觀主題文物展，這次展覽以初唐時期唐太宗李世民開啟貞觀之治為主題和邏輯脈絡，以其成長經歷為線索，分“沙場戰神·少秦王”“不世雄才·唐太宗”“萬民之王·天可汗”“凡夫一面·李世民”這四個部分，通過重點文物展陳、數字光影展示、唐風場景復原、手冊互動玩法、多種研學課程、熱點活動打卡等方式，帶領觀眾回溯了唐太宗的成長之路，體會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開放包容、自強不息的內在精神，深入了解唐代歷史文化。

　　此次展出的展品涵蓋了陶俑、金銀器、琉璃器、石造像、墓志等多個種類，多角度全方位展現李世民的非凡一生，以及唐代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配合展覽，國家圖書館精心選取館藏北宋拓本《九成宮醴泉銘》、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刻本《貞觀政要》等珍品，以饗觀眾。

　　據悉，此次展覽大部分文物來自于昭陵博物館，參展文物出自昭陵陵園韋貴妃、長樂公主、李勣、尉遲敬德、張士貴、鄭仁泰、段蕳璧等十余座陪葬墓，包括陶俑、石刻、墓志、壁畫等共計102件，展出文物之多、等級之高是近年來昭陵博物館參加省外展覽之最。其中尉遲敬德墓志、鄭仁泰墓石馬、李震《嬉戲圖》、長樂公主墓《群侍圖》、段蕳璧墓《侍女圖》等珍貴文物均屬首次參加外展。

　　“國之瑰寶”尉遲敬德墓志蓋

　　全國僅此一塊飛白體墓志

　　此次赴北京展出的尉遲敬德墓志，是昭陵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也是國家一級文物。它由蓋、底兩部分組成，其中志蓋厚23.1厘米，底邊長120厘米，四殺飾纏枝牡丹紋，體量豐碩、石色晶瑩、雕刻細膩、文字優美，是昭陵陪葬墓出土墓志中體量最大的一件。

　　尉遲恭，字敬德，朔州鄯陽縣人，祖籍太安狄那(今山西省壽陽縣)。唐朝開國名將，“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他的墓志是令人贊嘆不已的書石珍品，也是昭陵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墓志中記錄了這位名將的生平事跡和功勛，蓋面以飛白書題刻——飛白體墓志全國僅此一塊，足見其珍貴的文化歷史價值。墓志蓋共鐫刻二十五字：“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國鄂國忠武公尉遲府君墓志之銘”，采用飛白書刻寫使得這些字點畫間如絲線貫穿，若斷還連，仿佛絹帶迎風、舒卷自如，成為難得珍品。在石刻中，筆畫只有高低之別并無顏色之異，但若將這種書體書于紙上，則會絲絲露白，因此得名飛白書，也叫飛帛書。這種書寫體在史料中多有提及，唐代非常盛行，然其傳世的書石作品卻鳳毛麟角、實屬罕見。尉遲敬德墓志蓋上的飛白書，不僅保存完好、刻字清晰，且既有筆斷意相連的感覺，又有絲帛迎風的飛動之趣，堪稱“國之瑰寶”。

　　安元壽墓藍彩女立俑

　　被譽為唐三彩中的佼佼者

　　在昭陵陪葬墓出土的眾多三彩俑中，有一件非常綺麗奪目的三彩女俑，以它獨有的藍彩和幽靜的神態從唐三彩中脫穎而出，這件罕見的三彩女俑就是安元壽墓出土的藍彩女立俑。女立俑高22.5厘米，頭梳烏蠻髻，面容豐滿，墨描眉目、朱紅點唇;身穿小領窄袖長袍，束腰，雙手交于腹前;長袍施深藍彩，遍灑白花團，花團中又略點淡棕色，衣褶清晰，自然流暢，婉麗華貴，氣韻生動。特別是其藍釉在早期唐三彩中極為罕見，被譽為唐三彩中的佼佼者，珍貴至極。

　　安元壽，初唐功臣安興貴之子，公元622年奉秦王李世民召入秦王幕府，授右庫真。武德九年，協助秦王發動玄武門事變，貞觀時歷右千牛備身等職位。高宗時，擔任云麾將軍、右威衛將軍等職位。永淳二年薨，享年77歲，陪葬昭陵。

　　這件藍彩女俑的珍貴之處在于長袍上所飾的藍色鈷釉，藍釉在唐三彩中較為少見。由于鈷料稀缺需要進口，而進口成本較高，所以除了非常特殊的陶器外，一般三彩中很少使用，據此推斷，利用鈷藍料美化陶瓷裝飾的器皿，使用者絕大多數是王公貴族階層人士，從安元壽墓出土的女立俑足以證明這一推論。

　　另外，可能有人會發現這尊藍彩女俑外表形象和日本婦女形象極為相像，不管是發型還是服飾都很相似，這是為何呢?日本人崇尚唐文化，從奈良時代開始，日本就派出大批學者、僧侶到中國學習，這部分人被稱為“遣唐使”，這些遣唐使將唐代文化、藝術、律令制度帶回了日本。比如這一時期中國古代吳越地區的寬袖、疊襟式長衫就流傳到了日本，成為上流社會正式場合的禮服，被稱為唐風貴族服，還成為了朝廷的正規制服。在此后的歷史變遷中，雖然和服不斷得到改良，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它的基本要素始終沒有脫離吳服(中國浙江一帶的漢服)的定格，所以通常日本會把高級的和服叫吳服，高級和服店叫吳服店，可見中國服飾文化對日本服飾文化產生的深遠影響，這也正是我們今天看到藍彩女立俑和日本婦女形象相似的原因。

　　李震墓《嬉戲圖》

　　凸顯人物婀娜多姿的身段

　　昭陵博物館珍藏的長樂公主墓《群侍圖》壁畫，出自長樂公主墓第一至第二石門間甬道東壁。這幅作品繪制細膩，人物造型豐滿，眉毛用墨色暈染，濃淡相宜，又用朱紅點唇，使人物顯得清麗端莊，婉約柔順。圖中繪有五個侍女的上半身，從左至右第一、二、四、五均梳高髻。第一位侍女披綠披帛，系土紅與藍色相間裥(暈)色裙，雙手捧瞻瓶，瓶內插一枝含苞待放的荷蕾和一枝蓮蓬;第二位侍女披黃色披帛，系白、綠相間裥(暈)色裙，右手捧盂，左手持拂塵;第三位侍女持丁字杖，卷發，黑膚，帶大耳環;第四位侍女穿窄袖衫，披紅色披帛，系齊胸藍色長裙，左手執團扇;第五位侍女因殘損太甚，服飾不詳。其中第三位卷發黑膚的侍女形象在唐墓壁畫中尚屬首次發現，專家普遍認為這應當是唐代的黑人奴仆“昆侖奴”的形象。因此，這幅壁畫成為大唐開放包容、四方來朝的生動見證。

　　而另一幅館藏珍品是李震墓《嬉戲圖》，它出自第三過洞東壁，寬70厘米，高100厘米，圖中繪有兩位侍女恣意嬉戲。后邊侍女左臂從腰際前伸摟住前面的侍女，并緊緊抓住前邊侍女的右手，其右手又前伸似乎要奪取什么東西;前邊侍女左手橫持團扇，扭動腰肢，現出力圖擺脫的樣子。這幅畫作緊抓一個“動”字，使作品中的人物因嬉戲爭搶而身體擺動、長裙搖曳，凸顯人物婀娜多姿的身段和天真活潑的性格。此外，畫中侍女著裝也十分特別，二人均著窄袖衫、披長披帛、系層裙，底裙為紅白相間條紋裙，外套紅長裙，裙擺過膝。而系層裙的侍女，在唐墓壁畫中很罕見。

　　昭陵博物館的展出文物中，還有一匹出自鄭仁泰墓裝飾齊備的石雕戰馬。石馬剪鬃，高52厘米，長65厘米，胸寬20厘米，立姿，左后腿微曲呈歇蹄狀，抬頭平視，眼眶凹下、眼珠圓凸，層次分明，鼻翼張開、抿嘴，兩耳朝前聳起，呈警惕狀。馬頭部戴有頰帶、額帶、鼻帶、咽帶等轡飾，口內含卡馬銜，銜環貫插“ω”形馬鑣，鑣體上有穿孔連接著絡頭。在銜棒末端還可清楚看到韁繩從銜環穿出打結、撘于馬脖之上。其馬鬃精心修剪成弧狀，額前兩綹長鬃分梳兩側，尾分綹縛起，尾中軸端清晰可見;馬前鞍橋直立，后鞍橋向后傾斜，有凹曲弧線，便于騎者上馬;鞍后左右兩側各系垂五條鞘帶，最后面一條鞘帶較寬稍長;制作講究的馬鐙懸掛于馬腹前，馬臀部兩側系有短小跋塵，跋塵至晚唐時期長度逐漸增加。

　　馬轡、馬銜、馬鑣這三件相連的鞁具一旦套上馬頭，再烈的馬都會很快被制服。此外，昭陵出土的陶質鞍馬幾乎都有墨描或貼塑各種裝飾條帶，這匹馬則是昭陵出土鞍馬系列中裝飾最為齊備的一匹：轡頭、韁繩、攀胸、鞦帶、鞍韉、馬鐙、鞘帶、跋塵等一應俱全，所有戰馬的裝飾特征它均具備。昭陵出土的陶質鞍馬幾乎都有墨描或貼塑各種裝飾條帶，但像上述馬這種裝備齊全的絕無僅有。

　　唐五瓣葵口大內凹底秘色瓷盤

　　呈現“無中生有，似盛有水”效果

　　法門寺博物館選擇了唐四瓣花紋藍色琉璃盤等國家一級文物參加此次展覽。

　　唐代，中國的絲綢、瓷器、紙張等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輸往西方，而西方的琉璃、珠寶、香料、工藝品也不斷傳入我國。這件唐四瓣花紋藍色琉璃盤，是米哈拉布紋藍色琉璃盤。

　　米哈拉布是阿拉伯語音譯，意為“壁龕”，早期的米哈拉布周圍無任何裝飾，后在小拱門周圍、內壁及窯殿內頂部均雕刻繪制有精美的花卉和幾何圖案等，莊嚴肅穆。該盤無模吹制成型，紋飾鐫刻，侈口平沿、淺腹平底，通體呈藍色，光潔透明。盤面主體紋飾為以雙線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盤心為正方形方框，方框外刻四個拱門形狀的尖瓣，與中心方框組成四個“米哈拉布”紋樣。四個尖瓣內，各刻一朵五瓣葉子植物紋，尖瓣之間也飾以植物紋，有枝有葉有果，中間方框內刻虛實相間的小斜方格紋，整個花紋布滿了盤底。

　　在法門寺出土的玻璃器中，有一套典型的中國器物造型茶碗茶托，《物賬碑》上也明確記載為“琉璃茶碗茶托一副”。這套唐素面淡黃色琉璃茶碗、茶托，其中茶碗模吹成型，淡黃微綠色，透明、內外光潔。茶托也是模吹成型，淡黃微綠透明。2011年，對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玻璃器首次進行無損檢測的結果顯示，法門寺出土的琉璃茶碗、茶托，與其他東羅馬等地琉璃器成分完全相同，為典型的西方鈉鈣玻璃系統，意思是它們并非我國古代一直采用的鉛鋇系玻璃，而是西方鈉鈣玻璃制成。據推測可能是外國商人帶來的舶來品，或是在中國本土使用西方原料生產出來的。

　　秘色瓷是唐朝晚期浙江越窯燒造成功的一種質量上乘的青釉瓷器，因其制作工藝秘而不宣而得名。唐五瓣葵口大內凹底秘色瓷盤，直徑24厘米，瓷盤口沿五曲、腹壁斜收，曲口以下有凸棱，平底內凹，通體施青色釉，均勻凝潤，盤壁有包裝紙上的仕女圖印痕，底外壁有支燒痕。此秘色瓷盤整體造型有如一張收口的荷葉，加上厚薄勻稱的胎體和瑩潤可人的青綠釉色，呈現了“無中生有，似盛有水”的效果，為唐代官造專供宮廷使用之器。

　　彩繪文官俑和武官俑

　　生動再現唐代服飾特點

　　昭陵博物館館藏彩繪文官俑、彩繪武官俑，生動再現了唐代服飾妝容。文官俑通高68.5厘米，武官俑通高72.5厘米。體形高大，造型準確，彩釉細膩，通體貼金，華貴大方，工藝之精湛，色彩之絢麗，為幾十年來我國考古界所罕見，是國寶級文物。

　　彩繪釉陶貼金文官俑頭戴進賢冠，上著朱紅色廣袖豎領褶衣，領口為花青色，衣袖口及襟邊緣有花飾圖案，外著藍邊飾花裲襠，下著白色裳，腰束黑帶，足蹬黑色高頭履，衣領、衣襟、袖口、裲襠及冠頂邊緣均貼金。文官俑儀態端莊儒雅，容貌清俊，雙手拱于胸前，肅穆恭立，目光下視，它面容溫和，若有所思，一副居安思危的神態，充滿初唐時期官員特有的“憂患意識”。

　　彩繪釉陶貼金武官俑，頭戴圓頂兜鍪，有護耳、披幘，內穿緊袖龍鱗紋戰袍，外著明光鎧，胸前圓護一對，雙肩覆虎頭護膊，腰帶以下左右大腿上各垂一片膝裙，膝裙邊緣飾波紋狀流蘇，下著紅色褲，外穿紅底飾花戰袍，足蹬黑色圓頭戰靴。通體有精心設計的圖案花飾，兜鍪、鎧甲、戰袍邊緣貼金。俑正面站立，方面闊口，怒目圓睜，蹙眉上豎，胡須翹起，雙唇緊閉，儀態英武威嚴，右臂曲臂平舉，左臂曲臂下垂，雙手握拳作持兵械狀，拳中有孔。通體彩繪，造型高大優美，威風凜凜，突出了武官威武霸氣的特性。

　　此兩件彩繪貼金文、武官俑形象生動，人物比例準確，彩繪繁縟細膩、色澤潤艷，制作精美逼真、工藝考究，達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如文、武官俑的眉毛、胡須均是一根一根畫上去的;服飾圖案雖繁縟復雜，卻描繪細膩，排列有序;尤其是文官俑的耳孔清晰可見，與真實無異，這也似乎隱含著唐時“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時代精神，足見工藝之精湛，也折射出初唐工匠對藝術的認真態度和匠心追求。溫文爾雅、若有所思的文官，威武豪邁、霸氣外露的武官，不但充分代表著唐代陶制工藝的超高水平，也體現出初唐時期文官憂國憂民、武官自信霸氣的時代特征。

　　彩繪釉陶男騎馬長嘯俑

　　展示唐代樂舞的精彩紛呈

　　唐代樂器有300多種，受胡人影響比較大。多才多藝的唐太宗還創作了歌舞《秦王破陣樂》等樂曲，但《秦王破陣樂》不僅是樂曲，里面還含布陣兵法，惜已失傳。

　　《秦王破陣樂》即《秦王破陣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最初乃唐初的軍歌。據《舊唐書·音樂志》等記載，秦王李世民破叛將劉武周，解唐之危，河東(山西永濟)士庶歌舞于道，軍人利用軍中舊曲填唱新詞，歡慶勝利，遂有“秦王破陣”之曲流傳于世，后編入樂府。李世民登基后，親自把這首樂曲編成了舞蹈，再經過宮廷藝術家的加工、整理，成了一個龐大、富麗堂皇的大型樂舞。在原有的曲調中加入了龜茲的音調，婉轉而動聽，高昂而且極富號召力。

　　貞觀初，唐太宗詔魏徵等增撰歌詞7首，呂才協律度曲，定為《秦王破陣樂》。貞觀七年，李世民親制《破陣舞圖》對舞蹈進行加工：左圓、右方，先偏、后伍、魚麗、鵝貫、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回互，往來刺擊，以像戰陣之形，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計十二陣，與歌節相應。也就是說，這支曲子不僅是舞蹈，里面也蘊含著陣法。唐太宗令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余人，披甲持戟，執纛演習，定名為“七德之舞”。凡宴三品以上的官員及“蠻夷酋長”，于玄武門外奏之。擂大鼓，聲震百里，氣壯山河。后用馬軍2000人，引隊入場，尤為壯觀。同時有大型的宮廷樂隊伴奏，大鼓震天響，傳聲上百里，氣勢雄渾、感天動地。這個歌舞使百官看了都激動不已，興奮異常。在表演這個舞蹈的時候，連外國的賓客都禁不住跟著手舞足蹈。

　　昭陵博物館展出了一組彩繪釉陶的樂俑，紅袍籠冠男騎馬樂俑，彩繪釉陶男騎馬樂俑，彩繪釉陶女坐俑就生動再現了唐代精彩樂舞場面。如彩繪釉陶男騎馬長嘯俑，此俑共兩件，均頭戴紅風帽，一手捂嘴，一手揚起，仰天長嘯。唐代，嘯是一種專業技能，在手指、口型及舌尖的配合下發出不同的歌嘯，用于儀式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