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下午，關注農村留守兒童心靈呵護的現實主義電影《遠山花開》專家觀摩研討會在北京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行。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長張丕民、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張宏等十幾位中國電影界的權威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大家認為該片關注陜西山村留守兒童，是一部有溫度、接地氣、具有現實意義、思想內涵和藝術價值的感人作品。

　　電影《遠山花開》是陜西省2022年重大文化精品項目，改編自陜西知名青年作家王潔的長篇小說《花開有聲》，由西安嘉方影視公司出品，劉全瑋執導，王潔、馬秀華擔任編劇，林婉盈、王鋼、蔣昊倫主演，講述了來自江蘇南京的支教老師劉曉慧，和陜西秦嶺深處的大麥村的張承峰等一群留守兒童之間關于愛和成長的故事。本次研討會由中國電影基金會、中國電影評論學會、《中國電影報》主辦，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學術活動部和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新媒體委員會承辦，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常務副會長張衛擔任學術主持。

　　不僅適合兒童觀看，對成人也有啟迪

　　中國電影基金會理事長張丕民在致辭中表示，《遠山花開》不僅是一部完全適合兒童觀看的影片，對成人也有一定的啟迪作用。影片講述了一名去山村支教的青年女教師在情感上自我救贖的故事，“我覺得非常好!女主角由于母親去世遭遇情感傷痛，通過下鄉支教、教育孩子，逐漸在這一過程中和失語的孩子教學相長、情感治愈，最終完成自我救贖，是內涵和主題比較大的一部兒童片。我看了以后很感動，商洛是貧困地區，確實在現實生活中存在這樣非常好的創作素材，感謝主創團隊把故事搬上銀幕。這是很有誠意的一部影片。”

　　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書記張宏認為，這部影片是原始生活模式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鄉愁記憶，大家經常說要為歷史畫像，要為時代立碑，這部電影就是如此。影片中的人物是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中折射出來讓人感動的人物和故事，具有現實意義。支教故事也是在典型環境下典型人物的典型表達。戲劇要有張力必須要有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與其說片中女教師從南京到秦嶺支教，倒不如說她是去尋根的，就是從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土地，尋找那種最核心的文化，能夠從孩子、從教師身上汲取中華民族最優秀的東西，從而自己完成了一次救贖。你們是用一個小的切口反映出了一個大的時代，以藝術的責任弘揚民族的責任，也是一筆能夠留下的精神財富。”

　　陜西省商洛市委宣傳部部長賈永安介紹了電影《遠山花開》的創作背景。他透露該片是陜西省2022年的重大文化精品項目，影片拍攝地和故事的很多背景都跟商洛密切相關，“一個大的工作背景就是蘇陜協作，影片是在脫貧攻堅、東西方支持協作的國家政策大背景下創作的”。他認為，拍兒童電影需要情懷，“《遠山花開》是聚焦當下時代的題材，脫貧攻堅、鄉村振興、蘇陜協作，聚焦留守兒童，我覺得挺難的。故事的發生地是商洛市鎮安縣，讓更多的人認識到鄉村兒童情感教育缺失的問題，應該是一種情懷和精神，也是對商洛的厚愛和關懷。聚焦商洛的人文、山水，必將促進全社會參與到鄉村振興，更加鞭策我們從宣傳文化的角度關注現實題材。”

　　陜西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王國權在發言中首先簡介了陜西省文藝精品三年行動計劃，隨后表示，《遠山花開》反映了十八大以來黨的脫貧攻堅政策在西部農村地區發生的巨大變化，特別是把鄉村振興融入其中，反映出當地的物質發展和群眾的精神風貌，“希望各位專家持續關注陜西和陜西影視”。

　　陜西省商洛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磊透露，片中那所學校已經全部實現整體搬遷，兒童教育問題已經得到很好的解決。影片把商洛描述得非常美，鏡頭、畫面的運用比較獨特，背景音樂也比較契合，展現出一種詩情畫意的商洛，很有新意，也有情懷。

　　電影《遠山花開》總策劃張小可表示，影片是在商洛市鎮安縣中的一座深山中拍攝完成，小制作成本不高，只有幾百萬，“但我們覺得這個題材應該做成一個非常好的電影，就是用小的故事、小的人物去講一個大的背景，大的情懷，聚焦山村留守兒童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留守兒童被社會關注很多年，大家更多地關注他們艱苦的生活，以及社會如何扶貧、如何幫困，對他們心理和精神生活上的貧困關注得比較少，尤其是影視和文學作品都不是太多，所以我們下決心拍了這樣一部片子。”

　　張小可坦言，該片從電影的技術和藝術的角度可以找出很多問題，“但也希望各位看到我們的良苦用心。我們希望用輕聲慢語娓娓道來，講一個可以直指人心的故事：一個失去母親的支教老師和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的相互救贖、互相成長……以這樣小的故事讓人們有更多的思考。”

　　電影《遠山花開》導演劉全瑋表示，這種小成本的片子一定要拍得真實，所以要在真實上下功夫，就是人物真實、故事真實、場景真實、情感真實。“片中小學的選景就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小演員是在整個陜西海選的，一部分是從西安選的，他們面對鏡頭有些經驗;一部分是當地學校的小學生，他們本身有質感，說話也不是特別利索，但很真實;還有一部分是真正的留守兒童，作為背景人物出現。我們提前兩個星期讓演員在一起培訓。現在這些小演員真的特別好，讓我特別感動。”

　　電影《遠山花開》編劇王潔從自己多年資助留守兒童的親身經歷出發，談了創作該片劇本的初衷：“2009年奶奶去世的時候，我因為心情不好，跟隨陜西幾個企業家到咸陽市永壽縣去做公益，遇到了兩個孩子，2009年到2019年，我把十年來賺的所有錢全部花在兩百多個留守兒童的身上。我覺得這些孩子給了我一個啟迪，讓我學到了寶貴的東西……文學是寫什么?就是寫鮮活、有溫度、有感情的人。我覺得是這些孩子把我帶到了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也是這樣一群有溫度的人讓我有了把小說搬上銀幕的想法。在以后創作的過程中，我一定會寫出更多有溫度、有感情的故事。

　　對教育的功利性和非功利性有思辨意義

　　《當代電影》雜志社總編輯皇甫宜川上世紀80年代曾經去云南支教，對支教題材影片有不一樣的感情，他在發言中談了自己觀影過程中的三點感動：一是影片選了一批特別棒的小朋友來出演，他們那種真實的情感流露、眼睛中呈現出來的童真，形體帶來的自然行為都是讓他感動的原因。這也反映出導演對演員的掌控能力;二是該片根據小說改編，提供了一種跟電影編劇不太一樣的對生活的觀察和語言的組織能力，讓觀眾看到了一些不太了解的東西，比如山區學校孩子的境況，尤其是這些孩子內心的情感;三是片中音樂，有憂傷的、有快樂的，交織在一起讓觀眾慢慢走入孩子內心。當孩子最后站在臺上第一次聽到自己的聲音，確實讓人很感動，可以說也是讓影片升華的地方。

　　《中國藝術報》總編輯康偉認為該片對教育的功利性和非功利性有思辨意義。校長是功利性的教育，成績好的話一切都是好的，成績不好就使用暴力手段，劉老師到了以后帶來了一種新的教育觀念，看重的不是孩子的直接成績，而是生命的健康與充實。影片對鄉村教師形象去臉譜化，最集中的還是體現在校長身上。初看上去，校長是簡單粗暴的，是不懂得教育的，是不尊重學生的，但其實是大山一樣的存在，與秦嶺的形象非常貼合。

　　片中，支教老師劉曉慧和留守兒童張承峰兩個人物的設計非常講究。劉老師因為母親去世，心里非常悲痛，為了逃避選擇支教。留守兒童張承峰因為媽媽意外去世就不說話了。來自先進地區的支教老師沒有充滿優越感的施舍，而是成為遠山的一部分，成為孩子的知音和朋友。這個視角非常獨到，不是居高臨下，而是在幫助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實現自我救贖。

　　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協會會長黃軍稱觀看該片時流了三次淚：第一次是把孩子放到樓上時，第二次是張晨峰后來說話了，第三次是最后小學合并，“我也是農村山區出來的，小學一共才五年，我居然換了四所學校，初中我又換了三所學校，所以觀影時感同身受，很感動”。影片的社會意義是喚醒大家關注山村兒童的教育問題，教育脫貧其實比物質脫貧更難。希望能把這樣優秀的的電影宣傳推廣出去，應該讓更多的孩子看到。

　　中國世界電影協會會長李倩認為該片具有詩意性的表達，跟以往扶貧或者寫留守兒童的影片都不一樣。“片中那些樹、那些雪景、那些山的余景、落日的余輝和手電向上的光束，我都覺得不是簡單的兒童片或者扶貧片。可以看到創作者本身是希望能夠精致化、精細化到突破一種扶貧題材影片邊界的觀感，這種突破是有溫度的、是陽光的，給人的心理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當然，片中也沒有回避現實中的問題，包括兒童家中的苦難和失學都有展現，并不是對落后現象的回避，而是以積極的態度去表達。”

　　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趙衛防表示，觀看這部電影有一種強烈的治愈感。女主角劉曉慧去支教，個人一開始的目的就是為了治愈自己心靈的創傷。現代都市人普遍渴望治愈自己心靈的創傷或者痛苦，所以治愈的價值是比較重要的。前面也有專家談到片中音樂的價值，國產影片中拍出音樂治愈系的電影基本上沒有涉及，或者涉及得很少，怎樣才能進行音樂治愈?這部片子里讓我看到了音樂治愈的成功。劉曉慧、張承峰這兩個人其實是互補關系，就是互相治愈。劉曉慧先是得到治愈，張晨峰開口唱歌也是得到了精神上的治愈。

　　表現留守兒童情感治愈的感人作品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常務副會長張衛指出：《遠山花開》以現實主義的筆觸直面了農村留守兒童心靈呵護的缺失，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傳統家庭為城市建設艱辛付出后產生的家庭情感創傷，提出了對農村留守兒童給與精神和心理扶貧的重要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極其特殊的歷史性境遇下，影片以深情的影像語言和場面調度，描述了城市支教老師劉曉慧對農村留守兒童的細致關愛和情感撫慰，展現了不同于舊式農村教育方法的嶄新教育理念，以師生平等的關系設置，引導和提升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在樸實優美的農村音樂教育中，觸發著孩子們的內心感動和精神升華。支教老師也在也在陜南大山的懷抱里，在與留守兒童的心靈交流中完成了自我心理創傷的精神治愈。

　　中國電影資料館文化研究部主任左衡表示，整部影片支教只是一個由頭，本質上是中國三農問題、中西部開發、東西協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等等在鄉村學校典型環境里具像化的呈現。“電影中我最認同的是，一旦支教就會面臨相見時難，孩子不愿理你，不想理你，覺得你是特別‘洋’的老師，他們不相信你，但一旦你跟孩子結下了感情的紐帶，別亦難。剛才很多老師談到影片中音樂是動人的，我也在想如果能夠更加大膽地采用類型化、音樂片式的策略，這部影片可能在市場宣發上就會更好。”

　　北京電影學院研究生院院長王海洲認為，應該放在改革開放中國大發展的背景下來看這部影片。片中的陜南大麥村，寫出了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以前人們連溫飽都無法解決，怎么讓人的精神感情生活更完善?中國經濟發展是中國人自己干出來的，付出了家庭的代價，尤其是農村家庭離開了故土，跟老人、跟孩子分離。這部影片看到了這些問題，寫出了這些問題。這群孩子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付出了比較大的代價，他們對社會發展的付出需要得到彌補。“鄉村的孩子在國家政策的傾力支持下得到了全面的發展，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國的未來就更有希望，我覺得這是影片給我們的啟發。”

　　《電影藝術》主編譚政認為，該片是主創對陜南鄉村書寫的一封影像情書，也是對我國當下鄉村圖景的一封深情書寫。“我并沒有當作扶貧或者留守兒童的片子去看。片中孩子時不時回憶自己母親離開時痛心的感覺，但并沒有可以渲染鄉村的貧窮、簡陋和苦難。女支教老師的目的是想讓留守兒童張承峰說話，沒有想到把另外一個目的帶出來了。孩子最后張嘴說話動機的鋪墊也很巧妙，最后那種環境逼著他說話，所以跑過去開口唱歌救場，把矛盾解決了。演員找得很準，雖然很漂亮，但不是那種嫵媚的美、張揚的美，是鄰家女孩可親的美，所以支教時跟留守兒童打成一片，融入了那個山村。”影片無論是畫面還是音樂，都呈現出質樸的風格，濃濃的詩意和溫情。

　　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秘書長胡建禮最后代表主辦方對此次研討會進行了簡要總結。他表示，《遠山花開》關注陜西南部山村留守兒童和支教教師，聚焦農村教育話題，但不像以往類似題材一樣反映山村的貧窮和教育的落后，而是通過一名失去母親的江蘇支教老師和一個失去母親的陜西鄉村孩子的教學相長、互相救贖、情感治愈，重點表現鄉村留守兒童情感缺失和心靈傷痛的問題。這符合脫貧攻堅后鄉村振興的時代特征，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是一部有溫度，接地氣，情感真摯樸實，地域色彩濃厚，具有現實意義、文藝氣息、思想內涵和藝術價值的感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