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小江

　　說起糧食，我就常常想起那些年繳公糧的事。所謂公糧，就是以前的農業生產者或農業生產單位每年繳納給國家作為農業稅的糧食。提起繳公糧，農村年齡稍長者，大家都記憶猶新，而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它早已成為歷史。

　　1982年暑期一個炎熱的下午，剛吃過飯，生產隊隊長老王通知各家各戶，要把準備好的公糧送往雨金糧站。說起雨金糧站，它可是臨潼縣當時設在渭北一帶一座規模比較大的糧站之一，負責周圍三個公社夏秋兩季的公糧收購任務。

　　那天傍晚，父親和大哥把家里曬干揚凈的麥子做了最后檢查，用麻袋裝好，與本村的幾戶人家一起雇了一輛“老掉牙”的小四輪拖拉機，打算等天稍微涼快些就出發。天剛黑，每家各出兩個勞力，裝上各自糧食，坐上拖拉機就出發了。

　　那時候的村道幾乎都是土路，砂石路也很少。小四輪拖拉機載著近3000斤麥子，在聲嘶力竭的“突突”聲中，像一頭久病初愈的老牛緩慢前行。拖拉機由于水箱漏水，走一段就得停下來，添加些水后再走，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拖拉機剛駛出村子十多里地，突然砰的一聲傳來，坐在車后的大哥高聲喊了一聲，“不好，車胎壓爆了”。聽到這話，大家幾乎同時跳下車，圍在車旁顯出一副焦慮和無奈的樣子。司機說，因為今天出來沒帶補車胎的工具，加之天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大家伙兒最后商定，其他人把麻袋從車上往下卸，讓我和我姐回村去司機家取補車胎的工具。這一個來回二三十里路，剛下過雨沒幾天，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借著朦朧的月光，當我和我姐把工具取回來時，已是夜里11點多了。司機借著手電筒的光亮，花了好大功夫才把車胎修補好。然后，大家又全力以赴重新裝好糧食。當我們終于趕到位于雨金街道東頭的糧站門口時，已是凌晨1點了。

　　這時，只見糧站內燈火通明，工作人員忙忙碌碌，繳公糧的人跑前跑后，人聲鼎沸，輸送糧食的傳送帶“吱吱”地響著，不遠處凈糧的風車發出“呼呼”的叫聲。糧站大門外，早已排起了兩條歪七扭八的長隊，昏黃的路燈下，人頭攢動。一條不寬的街道兩旁，擺滿了前來繳公糧的各式運輸工具，架子車、牛車、小四輪、大拖車，挨挨擠擠。看到這場景，我心里不由得一驚。

　　那時候不像現在，街道兩旁除了幾家賣西瓜的，很少能看到小商小販。繳公糧的人流像一條吃飽的大蟒蛇，有氣無力，時而緩慢曲折地朝前蠕動一下。父親和大伯經過打聽，今年公糧驗收得特別仔細，每個大隊至少有20%的糧食都被退回去，讓重新晾曬;就算晾曬合格，進了糧站也可能要上風車。

　　說到風車，其實是一種將麥糠和干癟麥粒及雜物吹出去的大型凈糧工具。上風車時，需要人把麥子扛到一個兩丈多的高臺上，這是很費體力的活兒。但只要不被退回去重新晾曬，即便上風車大家也愿意。所以大家都在耐心地期待著，盼望自己今晚能有一個好運氣。

　　折騰了大半個晚上，大伙兒又渴又餓。當東方的天際露出了一片魚肚白的時候，終于輪到我們了。我和我姐麻利地解開麻袋，心怦怦地跳，既興奮又緊張。這時候，只見驗糧的工作人員將一根鋼釬一次次插進麻袋，然后輕輕一轉，再用力拔出來，迅速倒出鋼釬頭套子里的麥粒，放在手心里，用指頭撥來撥去。最后，再放進嘴里用牙咬了又咬，一言不發，表情嚴肅。一袋、兩袋，直到最后一袋麥子驗收完畢，我那顆懸著的心還沒落下，只等那人趕快宣布結果。我心想：他們對于我們這些前來繳公糧的農民來說，似乎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只見父親陪著笑臉，問那位工作人員：“到底行還是不行?你就給個話兒。”只見那人一臉嚴肅地說：“后面四袋麥子需要上風車，其他都合格。”說完，他就用粉筆在那四個袋子上做了標記。聽到這話，我頓時就像喝了興奮劑，熱血沸騰。盡管熬了整整一個晚上，早已饑腸轆轆、口干舌燥，但此時大家也來了精神，因為再努力一把，就可以回家了。于是，在大伙兒的幫助下，扛的扛、抬的抬，我們家很快就把當年的夏糧繳納完了。

　　最后，與我們同來的只驗收合格了三家，其他兩家的麥子因為潮濕或不干凈都被退回了。回家的路上，沒有被驗收上的戶主一路唉聲嘆氣，驗收上的幾家人都暗自慶幸。我心想：還是父親想事情周到，一輩子勤快、心細，做事謹慎、辦事穩當，這才為我們家在繳公糧時省去了不少麻煩。

　　一眨眼四十年過去了。隨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從2006年開始，國家取消了農業稅，農民再也不用向國家繳納公糧了，而且每年還會從國家獲得一定數額的種糧補貼，這筆錢由銀行直接打到各家各戶的存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