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家訓家書里的“中國智慧”

　　本報記者劉翔霄

　　同治九年(1870年)一個初夏夜，右眼已經失明的曾國藩拖著病軀，給兩個兒子寫下1400多封家書中的又一封。在信中，這位長期在外為官的父親付以畢生閱歷，希望子孫能夠做到“不忮(嫉妒)不求”。“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這便是被譽為醒世箴言的《忮求詩二首》。不假外物、反求諸己的家風一脈相承，助力曾氏家族綿延十代、無一敗家，有成就者多達200余人。

　　“治國之道，實由家治也。”有著3000年歷史的家訓文化，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一些頗負盛名、富有遠見卓識的家訓家書依然契合現實、觸動人心，對于當下的社會治理、齊家之道、自我管理等仍不無啟發(fā)。

　　經世致用的“方法論”

　　“心猶首面也……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東漢文學家蔡邕寫給女兒的家訓中，強調了一個人內在品德修養(yǎng)的重要性。這一“對鏡梳妝”的佳喻，至今為人所信服。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從一則則千古流芳的家訓家書中，中國人正身率下、規(guī)矩方圓、自強篤定的文化心理躍然而出、有跡可循。

　　關鍵詞一，行為習慣。古代家訓非常重視對人的早期行為習慣的培養(yǎng)，認為兒童期可塑性極強，應早做引導，避免一曝十寒。對此，一代名儒顏之推論述說，“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后，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干公道事，做老成人，說實在話”，太原市雙塔博物館里，明代大儒呂坤為父所刻的《近溪隱君家訓》碑為人稱頌至今。呂坤之父善持家、重教育、和睦友鄰，培養(yǎng)了呂坤善良正直的品行，呂父主張教育從兒童抓起，在民間影響很大。

　　關鍵詞二，自強。一些先賢教育子孫從小要有高遠的胸懷，認為這是做人、成事的基礎。諸葛亮臨終前寫給8歲兒子諸葛瞻的《誡子書》中說：“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家誡》云：“但君子用心，有所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后動。”他認為人要在了解自身的基礎上立志。清代《高氏塾鐸》說“勤有三益”：“勤則不匱”“邪心淫念，無從而生”“可以致壽考”，認為勤勞和好逸惡勞的人性逆向而行，就在于它能適度喚醒一個人的斗志。這篇家訓舉例說，周文王中年受命為君，關愛百姓，躬自勞作，從早到晚甚至沒有閑暇吃飯，在位長達50年。

　　關鍵詞三，廉潔。包拯家訓短短幾十字，要求子孫不得貪贓枉法，保持清廉家風。南宋宰相趙鼎《家訓筆錄》中說道：“人之才性，各有短長，固難勉強，唯廉勤二字，人人可至。”陸游《放翁家訓》亦把節(jié)操立為家風。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谷積產積書積衣，總是枉然。”

　　關鍵詞四，人道主義。古人不僅看重家庭內部關系的有序，還注重良好的社會關系處理，與當今和諧社會的理念如出一轍。被朱元璋譽為“江南第一家”的浙江鄭氏家族在家訓《鄭氏規(guī)范》中囑告家人：“和待鄉(xiāng)曲，寧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具體規(guī)定有：開藥店為無錢醫(yī)治的人們救治疾病，炎夏季節(jié)在大道旁設一些茶水站以濟行路人，捐資修橋補路“以利行客”等。清代學者許汝霖辭官回鄉(xiāng)途中，針對當時的奢靡之風日甚，擬出著名家訓《德星堂家訂》，壓縮家庭開支立私塾、濟孤寡、助婚喪。

　　優(yōu)良的家風是民族精神的巨大推動力。“家訓中的很多優(yōu)秀品質和高尚追求，都成了我們民族共同遵守的道德規(guī)范，成了全社會一致踐行的行為準則。”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徐勇說。

　　潤物無聲的“行動派”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一些家訓名言重引導啟發(fā)，而非生硬說教，這種“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知行合一觀，有著穿越時空的生命力。

　　山西靈石縣明清建筑王家大院由百余座院落、上千間房屋構成。據統(tǒng)計，王家大院近200處楹聯(lián)、匾額，均寓有修身積善之語。“務忠務孝務廉務節(jié)，庶幾克振家聲”“敦厚”“三省四勿”“澡身浴德”，無一不在提升家庭禮儀文明和為人處世的道德素養(yǎng)。一處石雕畫面為蓮花叢中立著兩只白鷺，寓意“路路清廉”，意在提醒子孫后代要保持清廉品性和情操。

　　“王氏家族3000族人和睦相處，200余年人才輩出、興盛不衰，不能不說這樣的庭院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傳統(tǒng)家訓文獻資料整理與優(yōu)秀家風研究”首席專家、江蘇師范大學倫理學與德育研究中心主任陳延斌說。

　　為打下一個好基礎，古人動了很多腦筋。有人將家訓編成朗朗上口的歌訣，讓幼兒朗讀誦唱。有人在給兒孫起名字時，將家訓家風浸潤其中。晉東南陽城一帶“狀元樓”“插花樓”的命名，無形中就是一種耳濡目染。“中國人骨子里是比較溫婉、含蓄的，體現在家訓上就是一種漸進式的家風熏陶。”山西省晉城市陽城縣文物博物館館長李學東說。

　　有趣的是，一些家訓有諸多善于突破、思想解放之處，而非了無生趣的“老古板”。

　　比如，主張順應兒童“樂嬉游而憚拘檢”的天性，不能過于嚴苛，更不可隨便責怪。清初馮班在《將死之鳴》中說：“過嚴之弊，子弟順謹者必愚，黠慧者則憨。鞭撲之下，使人不生善念。”清代郝培元《梅叟閑評》說：“樹木嫩小者，不可芟去其枝。芟去太早，樹便不長。亦猶少小兒童，督責太嚴，便無勃勃生趣也。”清光緒進士趙怡的母親教子女：“幼孩原是手舞足蹈，方有發(fā)揚氣象。但事事必規(guī)之以正，俾稍繩于理法。若必令過于拘攣，豈不窒其活潑之機趣?”

　　又如，對女性的平等與尊重。清代書畫家蔣伊在《蔣氏家訓》中告訴家人，“婦人三十歲以內，夫故者，令其母家擇配改適，親屬不許阻撓。”范仲淹甚至給再嫁的本族女子以經費資助。明末清初理學大家孫奇逢77歲高齡寫下《孝友堂家訓》：“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便是羲皇世界。”

　　中國智慧的“再發(fā)光”

　　歷史上，因為家風不良，家道走向敗落的反面案例不勝枚舉。近年來，因對配偶、子女疏于管教、放任縱容，被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件也不在少數。

　　清代刑部尚書魏象樞說：“在家則光前裕后，在國則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從此中出。”

　　據陳延斌介紹，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10省市74.9%的被調查者贊同“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師，也是最長久的老師”。

　　魯迅先生曾說：“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的被熏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下。”

　　“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在浩瀚如海的歷代典籍中，把一些可圈可點、可資借鑒的家訓名言篩選出來，對于破解當下一些重智輕德、重養(yǎng)輕教的現象不無益處。

　　業(yè)內人士建議，在對散佚于國內外的家訓文獻進行整理和搶救性發(fā)掘的基礎上，廣泛搜集案例，建立家訓文獻與家訓家風研究數據庫，實現對傳統(tǒng)智慧的“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