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新聞網訊 為進一步維護人民警察的執法權威，《刑法修正案(十一)》進行了修改，使得暴力襲擊警察的行為從妨害公務罪中分離出來獨立成罪，但構成要件的模糊性導致各地司法實踐中入罪標準不一，進而影響了該罪的適用范圍。因此，本文圍繞襲警罪的構成要件，針對筆者所辦的案例，對該罪司法適用的相關重點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典型案例

　　筆者在辦理的黃某襲警案中，犯罪嫌疑人黃某為逃避法律制裁，駕車撞擊共同與民警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輔警，致輔警輕傷一級。筆者認為本案中被撞人雖然屬于輔警，但襲警罪中的人民警察并不限于身份，而看是否授權執行人民警察的職務。當輔警配合民警依法執行職務，兩者屬于執法共同體，暴力襲擊輔警妨害了人民警察的職務行為，成立襲警罪。此時若不將輔警視為人民警察，則暴力襲擊民警和輔警分別構成襲警罪和妨害公務罪，這對民警和輔警執法的保護不平等，而且使罪數關系變得復雜。且襲警罪屬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類罪名，其主要客體依然是公共秩序，故本案中暴力襲擊輔警妨害了人民警察的職務行為，成立襲警罪。

　　同時筆者查閱了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網，我省2021年以來有七列暴力襲擊在民警帶領下執行職務的輔警的行為均認定為襲警罪。

　　最終，筆者根據對在案證據的嚴格審查和對法律適用的反復斟酌，面對巨大壓力將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的妨害公務罪改為襲警罪，最終法院支持了檢察機關意見。

　　二、襲警罪的構成要件

　　(一)“暴力襲擊”的認定

　　對于襲警罪中“暴力襲擊”的理解，理論和實踐中對這一客觀構成要件的理解存在較大出入，根據各地的判例可以看出，有的行為人實施了踢踹行為，被法院認定為妨害公務罪，但有的行為人是在揮手擊打手部間接造成了物損，卻被法院認定為襲警罪。筆者認為，“暴力襲擊”的方式和程度應作進一步的明確。

　　1.“暴力襲擊”主觀目的應為阻礙人民警察執法權的實施，針對的是人民警察執行職務的行為。首先明知對方為人民警察，誤以為身著便衣的人民警察系普通群眾而暴力襲擊的，不能構成襲警罪;其次，明知對方正在執行職務，因不滿人民警察執法行為而事后打擊報復的，因其主觀目的在于事后報復，并非是阻礙公務的執行，也不能以襲警罪評價。

　　2.“暴力襲擊”的客觀行為應侵害了人民警察的職務管理活動與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從襲警罪的所處體系來看，其屬于“擾亂公共秩序罪”一節，但侵害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是行為人侵犯人民警察的職務管理活動的必要條件。最高人民檢察院已明確襲警罪的暴力僅指狹義的暴力，即僅針對人身實施的暴力，不包括對物的暴力以及對物的暴力間接傷害人身的情形。

　　3.“暴力襲擊”應明確該暴力需足以達到阻礙公務執行的程度。筆者認為襲警罪的“暴力”應為積極的暴力行為，對襲警罪中“襲擊”的解釋應當進行適當的擴大，不僅包含字面含義“出其不意的打擊”，還應包括不具備“突然性”的一切積極的攻擊行為。

　　(二)“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判斷

　　1.“依法”應同時滿足實體合法和程序合法。“正在依法執行職務”要求行為首先應在職務權限范圍內，不能超越職權，同時執行程序必須具備法律要求的必備形式，但沒有超過必要限度的瑕疵執法不能阻卻執行職務的合法性，例如未配備執法記錄儀、言語生硬或用力稍微過大等，僅在量刑上酌情從輕處罰。

　　2.“正在執行職務”不應限于工作時間。筆者認為判定職務是否是“正在執行”，應當結合工作任務的性質、執行的具體情況等進行判斷，而非對過程節點的簡單切割，或時間連續性的機械要求，更不宜單以是否在工作時間內來認定。只要是履行職務的行為，均構成襲警罪的時間要件。

　　(三)“人民警察”的界定

　　對于“人民警察”的界定最大的爭議在于是否將“輔警”納入“人民警察”的范圍。筆者認為，只有當輔警在民警的指揮和監督下執行職務時，才可以視同為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民警。首先，比照于襲警罪在同一章節中其它條文，如招搖撞騙罪中的人民警察并不包括輔警在內。同時，《人民警察法》也認為警務輔助人員屬于非人民警察身份人員。其次，根據本罪的設立目的，其并非是對警察身份的特殊保護，而是對警察執行公務活動的保護，故當輔警協助人民警察依法執行職務時，二者是融為一體的，其也和警察一樣直面危險，故綜合來看，輔警在人民警察的管理、指揮和監督下協助執法的，應解釋為襲警罪中的“人民警察”。

　　三、典型意義

　　明確襲警罪的相關法律適用范圍，不僅在司法實踐中避免了相互矛盾的判決，同時也進一步回應了社會治理的迫切需求，維護了我國人民警察的執法權威。但同時，我們需要警惕過度的犯罪化對刑法的公信力的削弱，為避免過度擴大處罰范圍，在認定時應當嚴格把握構成要件的特殊性，同時考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綜合考量下對目前尚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做出符合法律邏輯和實踐需求的解釋，以在公權維護與公民權利保障之間尋求平衡。(漢臺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 廖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