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

我家的攝影師

　　我能找到的父母最早的照片，拍攝于 1980 年正月。當時父親 49 歲，頭上扎著羊肚子手巾，一條白布腰帶纏著黑棉襖，看上去像電影里典型的陜北農民;母親 44 歲，穿著深灰色棉襖，比我記憶中的年輕。父親之后不久就不再這樣裝飾自己了，栽絨帽子代替了羊肚子手巾;母親在晚年的時候也喜歡穿花色外套了。

　　這張黑白照片是大學同班同學田豐拍的。僅憑這一點，我就感激他一輩子。

　　父母是 1952 年結婚的。雖然美國人喬治·伊斯特曼早在 1889 年就發明了手持膠卷相機，并很快風靡全美國，但 1950 年代的陜北農村，結婚照還是難得一見，我估計其他地方的農村也大致如此。當時有些私人照相經營者扛著大相機，偶爾來到村里，但由于收費高，很少人家出得起。

　　母親結婚后照過一次相，是和我一位遠房姑姑的合影。這位姑姑比母親小幾歲，和母親情同姐妹，嫁給了一位在銅川煤礦挖煤的工人，因而負擔得起照相費用。但我家的這張照片被我撕壞了，當時我兩三歲，母親為此還打了我屁股。順便說一下，小時候母親打我，從來不在頭部下手，因為她聽人說，打頭會讓孩子變笨。記得有次父親在后腦勺搧了一巴掌，母親和他大吵大鬧一通，從此之后，父親也不再在頭部打我了。

　　2008 年母親去世后，這位姑姑從銅川趕來奔喪，我向她要來了她家保留的她和母親的合影照，夾在自己的錢包里，準備找時間翻拍一下。不幸的是，還沒有來及翻拍，在一次飯館吃飯時，我的錢包被小偷偷走了，讓我后悔莫及!我恨小偷的缺德，也恨自己粗心大意。再也找不到母親年輕時候的照片了!

　　這樣，田豐同學拍的這張照片，就成為我能見到的母親最年輕的形象。

徒步到辛莊

　　我和田豐是西北大學經濟系 77 級同班同學，并且住在一個宿舍，關系要好，甚至可以說如膠似漆。

　　田豐家在北京，父母都是七機部一個研究所的工程師。1974 年高中畢業后，他自愿到延安插隊，是我們班九個北京知青之一。1980 年春節，是我們上大學后的第二個春節，我回吳堡老家過年，他沒有回北京，說是想到陜北走走，還計劃春節后來我家看看。

　　春節過后，我一直等著田豐的到來，但過了正月初十，還不見他的蹤影。那時候沒有辦法電話聯系，他曾給我寫過信，但我沒有收到，春節期間郵遞員也放假了。馬上開學了，我以為他不來了，就決定返校。正月十二上午，我背著行李離開了家去公社所在地，傍晚時分，終于搭上一輛拉煤的車，正當車已啟動即將出發的時候，公社秘書王文發大喊大叫要我趕快下車，說家里打來電話了，我的大學同學到我家了。好懸!再晚幾分鐘，我就走了，他會多么失望!見到他后我才知道，他一大早從綏德縣曹家溝曹探校同學家出發，徒步九個半小時，由于不熟悉路，多繞了三十多華里，等到我家時，已是下午 5 點 20 分了!

　　母親一貫待人熱情，見到我的大學同學，又是北京娃，更是喜出望外，熱情得不得了。但這一次，母親的熱情也帶來了問題。田豐一路上只啃了幾口探校母親給他帶的饅頭，進我家門時已是饑腸轆轆，筋疲力盡。母親先給端上一大碟子紅棗，然后開始熬小米粥、蒸包子。等晚飯做好時，他已把一碟子紅棗吃光了。當天晚上，他就胃不舒服，后來還拉肚子。紅棗這東西，如果你沒吃慣，不能多吃，尤其空肚子時不能多吃。田豐自己不知道，家里人也忘了告訴他，或者是不好意思阻止他。他吃得太多了!

　　但田豐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身體不舒服并沒有影響他的熱情和好奇心。他帶著一部 120 相機，第二天一大早，剛吃過飯，他就張羅著給我們全家照相。隨著照相機咔嚓咔嚓的響聲，一張張珍貴的相片將我父母和兄弟姐妹定格在那個特定的時刻，成為永久的紀念。他還為來我們家串門看熱鬧的鄉親們照相，幾乎是有求必應。大部分村民從來沒有照過相，甚至沒有見過相機。他的到來，讓全村人開眼，也為我們家長了臉面。

　　當然，田豐來我家的目的不是照相。他想了解陜北最貧困地區的人日子是怎么過的。他插隊的延安井家灣村比較富足，一個壯勞力每天的分紅達到 1 元 5 角，而我們村只有一二毛錢，許多人家吃飯都是問題。接下來三天，我帶著他走訪了村里好幾戶人家。他是北京娃，又是大學生，但和農民之間沒有任何感情上的隔閡，腿一盤坐在炕上，問問題就像拉家常，雖然有時候需要我提供一些語言上的幫助。

　　我帶他走訪過村里最窮的一戶人家，主人 40 來歲，有五個女兒和一個未滿月的兒子，最大的也就十來歲，還有一個老父親。由于從生產隊分配到的糧食有一半需要賣掉支付糧錢，全家每人每天只有二兩口糧。田豐說，那你們平時只能吃糠咽菜了，主人告訴他，谷糠平時舍不得吃，只能留在三四月苦重的時候吃，因為糠不容易消化，吃了不容易覺著餓。這讓他感到震撼和顛覆。主人還說，這里吃的最好的是走村串戶的要飯的。這又是一個顛覆。他在我們村的調研日記寫了厚厚一本子，今天讀他的日記，我的淚水仍然不時奪眶而出。

　　相隔七年多后，1987 年夏天，他又一次來到陜北，來到我們村，住在我們家。此時，他在西北大學當老師，我在北京工作，沒有辦法陪他。好在他和我父母已經很熟，就像自家人一樣無拘無束，讓我父親帶著他到處轉游。這一次時間雖短，他還是走訪了上次曾見過的老紅軍，這位老紅軍是我遠房的爺爺，最驕傲的是曾給毛主席站過崗。上次他曾見村里一個遠近聞名的神婆，神婆說他會有三個男娃和兩個女娃，其中一個男娃會當騎兵。神婆后來在驅魔時，把自己唯一的兒子打死了。此時，神婆已移居延安，他到延安后還專程去見了她。神婆說：維迎進入中南海，我幾年前就算出來了。田豐不信神，更不怕鬼。在了解了神婆的歷史后，他說，是貧困和愚昧讓她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這是悲劇!

　　田豐是班里唯一去過我們村的同學，也是我父母唯一記住的同學名字。

我的保護人

　　田豐和我，確實是一見如故。

　　初次見面當然是在新生宿舍，相互介紹后，彼此就沒有了生分，他給我一種值得信任，甚至值得依賴的感覺。他是北京人，我是陜北娃，但我和他說話時沒有自卑感，他也沒有表現出高我一等。原因部分可能與他的穿著打扮有關，他當時光身子穿一件棉襖，我也是，都像農村出來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說話的口氣，很友善，讓我頓時覺得他像朋友。他看上去冷峻，其實心地善良，有一種對弱者和窮人的同情心，這種同情心是天生的，不是刻意裝出來的。從此，我就把他當兄長，他也確實把我當小兄弟照顧。

　　上大學是我第一次開始過城市生活，剛開始有些不適應，也鬧過一些笑話。但田豐從來沒有恥笑過我。事實上，每當我犯了錯誤，他都會告訴我以后怎么做才對。他教會了我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城市人，在任何人面前不卑不亢，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我們之間的東西，不分你我。宿舍里借用別人的東西，我都會事先打招呼，但他的東西，我可以隨便使用，不需要事先告知。

　　田豐見多識廣，在各方面都能給我指導。入學不久，我就變成他的崇拜者。

　　為了強體健身，他決定冬天洗涼水澡。他洗，我也跟著洗。每天晚上學習歸來，只穿一件短褲，拿了臉盆，哆哆嗦嗦跑到水房，接半盆水沖著脖頸和肩頭潑下。一盆接一盆，連著好幾盆，然后跑回宿舍凈身。他說痛快，我覺得痛苦。但我相信，他做的事情一定是對的。只要他堅持，我就會堅持。好在一個月后，他開始過敏，全身起紅疙瘩奇癢無比，每次 3 個小時方消退。此后他不再洗冷水澡了，我跟著解脫了。

　　我對他的信任和依賴，使得后來即使在談戀愛這樣的事情上，他的意見也舉足輕重。我不曾征求過父母的意見，但一定征求他的意見。他有一套既理想又現實的戀愛觀。他說行的，我就繼續跟進;他說不行的，我立馬中斷。

　　大學四年里，田豐一直是我的保護者。有什么委屈，我總是首先向他傾訴，他總是盡自己所能幫我解決問題。

　　記得有一次在評助學金的時候，我沒有得到最高級(每月 20 元)，原因不是家庭不夠窮，而是我當時買了一件新襯衫，有班委認為我生活一下子不簡樸了，不像農民家的孩子。我覺得自己委屈，但出于自尊心，我并沒有申訴，只是向田豐說了自己的委屈。后來他找了班委，說明了我情況，接下來一次助學金評定時，又給了我最高級。

　　有一次，我把剛洗過的新襯衫晾在宿舍窗戶外，轉眼間襯衫不翼而飛。當時窗外正有工隊施工，我懷疑是施工隊的人偷走了。田豐立馬跑到工地，說你們誰偷走了我的襯衫，快交出來。施工的人不承認，說我們誣陷他們。一方說偷了，另一方說沒有，吵著吵著，眼看就要打起來了。他們人多勢眾，手里還拿著鐵器，我膽子小，害怕吃虧，就趕快把田豐拉走，襯衫也就這樣丟了。田豐說我太膽小怕事。當然，事后看，我們做的也不對，懷疑歸懷疑，沒有真憑實據，是不應該指控別人的。

　　終于，我有了一次表現膽大的機會。

　　大四最后一個學期，我復習準備考研究生。學校圖書館的閱覽室的座位緊張，我必須早早去才能占到座位。當時讀中學的學校子弟也來圖書館學習，他們比較霸道，理所當然地認為學校的閱覽室首先是他們這些學校子弟的。他們經常一個人帶十幾本書占一排座位，把大學生占座位的書包劃拉到地上。所以，大學生和學校子弟打架成了常事。

　　有天早上，我和學校子弟為占座位發生了爭執，我挨了一拳。我不敢還手，帶著委屈跑回宿舍，叫醒還在睡覺的田豐，說我被人打了。他聽了非常憤怒，立馬穿上衣服，帶我來到圖書館。四樓的樓梯口，剛好碰到那個打我的人。田豐質問他為什么打人，這個中學生一臉無懼與不屑，瀟灑地拍了田豐的臂膀：你猴急個啥?田豐擋擊開他的手臂，立刻開打。這人也不示弱，奮力還擊。有田豐在，我也膽子大了起來，揮舞起自己的拳頭。我們輪番沖刺，很快，就把他打得臉上紅一塊白一塊。他看打不過我們，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臉，帶著兩個跟屁蟲走了。

　　田豐事后說我干的很出色，終于當了回食肉動物。

　　大學四年里，田豐為我做的很多，但我為他做的很少。即使在我上研究生以后有機會為他做點事，還是無法與他為我做的事情相比。他不求回報，但我心有歉疚。

我的文學啟蒙者

　　田豐讀書甚多，知識面寬，讓我望塵莫及。他在上大學前就讀過好多中外名著，而他讀過的書，大部分我連書名和作者都不知道。這或許是城市學生和農村學生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農村學生能考上大學，靠的是分數，分數之外的知識，少得可憐。

　　記得上大學不久，田豐帶我去看越劇《紅樓夢》電影，這是一部剛解禁的戲劇片。看了半個小時后，我才意識到賈寶玉是個男的。我悄悄問田豐，他說你連《紅樓夢》都沒有讀過，這不行。第二天，我就從圖書館借來《紅樓夢》開始讀，后來又讀了《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后兩本名著和《西游記》，我在農村時只讀過小人書，當時只是看熱鬧，并沒有欣賞它們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

　　他還給我看了《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讓我一口氣讀完。

　　在田豐的引導下，我也開始讀了些外國名著，包括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慘世界》和《九三年》，莎士比亞的戲劇，契訶夫的詩，盧梭的《愛彌兒》，等等。我至今記得《愛彌兒》中的一句話：知道新聞，并不等于你有知識。這句話影響了我一生，是我不大看新聞的重要原因。

　　田豐讀的哲學著作也比我多。在上馬克思主義哲學課的時候，他說要懂得馬克思，必須讀黑格爾。我們一起讀了《小邏輯》等書，盡管讀到最后，還是似懂非懂。

　　田豐不僅讀書多，文字功底也好。在延安插隊期間，他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山丹丹花》。而我呢，上大學前寫的稿子只在縣廣播站播過，幾次給地區《榆林報》投稿，都沒有成功。要不崇拜他是不可能的。

　　在田豐面前，我唯一自信的是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在討論政治經濟學問題時，我的發言權就會大些。這也不奇怪，他本來就是學文學的料，也立志搞文學創作，即使在讀大學的頭三年，他都沒有放棄文學夢。課余時間，他仍然寫小說，毫不在意專業課的考試成績。只是陰差陽錯，他被錄取在經濟學專業。這沒有讓中國多一名經濟學家，但可能使中國少了一位文學家。在一個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專業的教育制度下，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1993 年，田豐決定下海，離開教學崗位。

　　我理解，他下海，不是因為物質財富的吸引力大，而是他對教授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失去了興趣。他不愿意說自己不相信的話。他覺得孤單，說自己從來沒有遇到支持者，從本科生到碩士研究生到博士生，一個都沒有。

　　我想，如果我畢業后留在西北大學，也許他不會下海。當然，也有另一種可能：我們倆人都下海。

　　田豐下海了，但沒有成為企業家。他在廣西萬通當職業經理人 25 年，進步也不大?；蛟S，他天生就不是企業家的料。他不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則，不容易在野蠻的商業環境中生長。我理解他，他有自己的活法，也很知足。

真正的陜北人

　　田豐從出生到上高中，在北京生活了 19 年，插隊后在陜北生活了 4 年。但我的感覺是，他對陜北的感情甚于對北京的感情，這與他在兩個地方的生活時間不相稱。

　　在同齡人中，他是最具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的，對某些歷史人物的批評毫不留情。他不會認為如果不去延安，他就不會比現在過得好。但他深深地愛著陜北，那個他生活過四年的地方。他說，陜北給他的東西很多，他很喜歡。

　　近年來，他回陜北的次數多了起來。他喜歡和他們井家灣的老鄉交流，每次回延安都忘不了探望那些與他有患難之交但仍然留在陜北的朋友，并盡力給他們幫助。他是一個重情的人!

　　2017年 10 月 8 日，他從延安出發，獨自一人開車到榆林，專程看望了我父親。那是一個雨天，他三點到我家，我讓他在我家住一晚，但他待了兩個小時，連飯也沒有吃就走了，因為晚上和他們井家灣村的人有安排。父親和姐姐很過意不去。我后悔自己沒有飛回榆林陪同他，如果我在，他一定會待幾天，讓我陪他回我們辛莊村，在窯洞里過夜。

　　同學田豐，一個真正的陜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