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市位于陜西省最北部，地處陜甘寧蒙晉五省(區)交界接壤地帶，資源富集組合配置好，尤其是煤炭資源儲量豐富，是國家規劃建設的大型商品煤生產基地和國家級能源化工基地。

　　2002～2012年，榆林市煤炭行業的發展度過了黃金十年。2013年開始，隨著煤炭價格持續走低，榆林市的經濟出現滑坡。政府財政捉襟見肘，民間借貸危機重重。

　　年初以來，在國家去產能工作的持續推進下，我國煤炭市場供需關系出現明顯改善，企業困境有所緩解。榆林市該如何抓住機遇，重現昔日輝煌?又該怎樣深入貫徹國家煤炭去產能政策……前不久，記者走進榆林市能源局，以及榆林市煤炭管理站和12家煤炭及運銷企業。

　　煤炭公路運銷秩序實行“三統一”

　　“榆林市以‘煤管票’(煤炭運銷管理票據)為抓手，統管煤炭生產、安全、銷售，這是我們30年來結合煤炭行業工作特點，經過不斷探索總結、提高完善，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在整體工作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榆林市煤炭運銷管理站站長陳靜表示。

　　據陳靜介紹，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隨著神府煤田的發現，在“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政策的推動下，陜北煤田拉開了開發序幕。進入21世紀，榆林市煤炭產業快速發展，全市煤炭產量逐年攀升。為加強運銷環節的管理，榆林市下轄榆陽區、橫山區、神木市、府谷縣等4個重點產煤縣區，自行設立計量站點、印發煤票對本縣區煤炭運銷秩序進行管理，但在各縣區運行的過程中，出現了“各自為政、票出多門、秩序混亂、稅費流失”的亂象。為規范煤炭市場秩序、堵塞稅費流失漏洞、實現全市統一管理，2006年，榆林市委、市政府從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出發，決定成立榆林市煤炭運銷管理站，對全市煤炭公路運銷秩序實行“三統一”管理模式(即統一計劃、統一票據、統一管理系統設備)，這一舉措在當時不僅成為全省的標桿，更是走在了全國前列。

　　“三統一”管理模式的最有效抓手，就是“煤管票”。對此，榆林市煤炭運銷管理站書記李慶鋒向記者介紹，“煤管票”即《榆林市煤炭銷售計量專用票》，由榆林市財政局統一印制，然后由市縣兩級煤炭管理部門發放給企業，在票據的發放、回收等管理過程中，市縣兩級部門形成了一整套互相監督制約的機制體制，這種模式徹底杜絕了以往各縣區借煤票名義強加稅費的可能。目前，榆林市各涉煤企業在領用“煤管票”時，僅需要繳納代收取的1元/噸的水土資源保持費，此外別無其他費用。

　　李慶鋒表示，2015年底，隨著煤炭經濟“回暖升溫”，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決策部署，榆林市以“煤管票”為抓手，對全市煤炭產業進行集中調控和管理：對證照不全、超能力生產和存在安全隱患的煤炭企業，堅決停止“煤管票”供應;對證照齊全、安全基礎高的煤炭生產企業，根據其核定產能供應“煤管票”，從而有效遏制了煤炭企業之間的盲目惡性競爭，大幅降低了煤炭生產安全事故風險，提升了煤炭市場占有率，為去產能和供給側改革作出了貢獻，同時也遏制了向涉煤企業亂收費的現象。

　　“作為煤炭生產調度的重要依據，‘煤管票’的存在至關重要。通過對《榆林市煤炭銷售計量專用票》的有效管理，能準確獲得榆林市煤炭產量、銷量、流向、用途、價格等基礎數據，為各級政府、部門、企業決策提供參考和征稅依據。”李慶鋒表示。

　　“煤管票”推動榆林煤炭供給升級

　　作為上級管理部門，榆林市能源局運銷科蔡建軍很認同李慶鋒的觀點：“‘煤管票’管理制度能堵塞稅費流失漏洞。2016年榆林煤炭工業總產值1467.07億元，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44.08%，涉煤稅收169億元，占全市稅收總額的72.25%。稅務部門由于機制體制和監管手段的局限性，導致對煤炭企業的產量統計不實不全，與煤管票據的統計量存在差距(小于煤管票據統計量)。現在，稅務部門以‘煤管票’作為重要征稅依據，極大地堵塞了稅費流失漏洞。僅市煤管站成立近10年來，就為市本級累計征收涉煤規費70多億元，為財政增收作出了積極貢獻。”

　　蔡建軍表示，“‘煤管票’還遏制了‘黑煤’和‘不安全煤’的生產和進入市場。榆林市各級煤炭管理部門按照統一計劃來平衡煤炭市場，市煤管站按照全市統一計劃向涉煤企業供應‘煤管票’，對證照不全、超能力生產、違規生產和存在安全隱患的涉煤企業，實行停止供應的手段以達到監管目的，有效遏制了‘黑煤’等非法煤炭的泛濫和稅費的流失”。

　　“煤管票”作為榆林市原煤及煤產品的惟一有效出境憑證，不僅使榆林市與周邊的山西、內蒙兩大產煤省區間建立了互助合作的關系，而且在市內縣區間也形成了聯防共管的工作機制。通過這一抓手，榆林市對企業的產能進行有效管理和統計，為稅費的足額征收提供有力支撐和保障，從而為企業營造了一個合法經營、公平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

　　“煤管票”管理制度成為“榆林煤”品牌推廣、煤質鑒別和商標確權的重要工具。“榆林煤”品質好，其價格相對高于其他產地煤炭。部分不法商人為了追逐利益，摻雜使假或采用劣質煤炭冠以“榆林煤”的名義進行銷售，嚴重損害了“榆林煤”的品牌聲譽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為此，2015年榆林市啟動了“榆林煤”品牌戰略，申請注冊了“榆林煤”產地證明商標。從此“榆林煤”進入了品牌化經營時代，而“煤管票”也成為下游和終端客戶鑒別、認定“榆林煤”的重要憑證。

　　“煤管票”期盼國家層面肯定和引導

　　“煤管票”是否助推了煤炭價格上漲?

　　對此，陳靜給予了否定：煤炭價格的漲跌主要取決于整體經濟的走勢和終端客戶的需求，基本遵循的規律仍然是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和調節。“煤管票”是一種管理手段而不是行政審批的載體，其制作、運輸、保管、回收、銷毀等費用由榆林市財政統一負擔，向企業免費、足量發放，并沒有影響煤價的上漲或下跌。“榆林煤”的價格相對較高，是由其自身的特殊性決定的。神華、中煤、華電等國有大型央企在榆煤炭企業的產量占榆林煤炭總產量的40%以上，因此他們掌握了榆林市煤炭定價的話語權，地方企業往往追隨這些大型央企進行定價。

　　陳靜介紹，隨著“榆林煤”商標的成功注冊，榆林煤炭進入了商業化品牌經營時代，在全國銷售市場實現了保值、增值，受到了市場的廣泛認可和青睞。“榆林煤”在河北、山西、山東、內蒙、河南、寧夏以及陜西關中等8個重點省區市場份額占到整體榆林煤銷售的70%以上，而且成為許多企業銷售、摻配的首選用煤。

　　作為處在煤炭行業最下游的煤炭生產企業，是如何看待榆林市實行“煤管票”管理制度的?針對這一問題，記者歷時十天，深入走訪了十多家煤炭生產和運銷企業。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企業負責人均認為，“煤管票”管理制度不應叫停，而應引起更多關注，并給予政策性引導。

　　榆林市恒源集團總經理孫成榮告訴記者，“去年下半年以來，在國家去產能政策的推動下，恒源集團下轄兩個煤礦效益均扭虧為贏，2017年企業利潤提升尤為顯著。”

　　榆林市能源局安全科科長王海軍表示，以“煤管票”管理制度為代表的“榆林模式”，從根本上解決了政府管理部門對礦產資源開采企業難以準確統計數量的難題。

　　在記者即將結束采訪時，榆林市能源局局長秦林惠向記者吐露心聲，希望以“煤管票”為代表的“榆林模式”，能在國家層面得到支持和引導。同時，也希望國家有關部門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對榆林優質安全的煤炭產能釋放予以支持，在供給側發力，增加煤炭供應量，平抑煤價上漲。(記者 高三寶)